梦见下大雪是什么意思
中共一大纪念馆里珍藏的一本印错书名的《共产党宣言》，为何能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今年4月，带着这样的疑问，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张盼来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特意在这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前驻足，细致入微地观察。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本纸张泛黄、印刷略显粗糙，封面误印为“共党产宣言”字样的小册子。“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承载着陈望道先生翻译时‘蘸着墨汁吃粽子’的执着，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艰难历程。”张盼来觉得，这种“在场感”有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在交大西迁博物馆，一张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粉色乘车证则改变了雷霁雯的成长轨迹。作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从新生入学时被西迁故事打动，到主动请缨担任交大西迁博物馆义务讲解员近两年，雷霁雯将许多课余时间都倾注在这间博物馆里。有人问，值得吗？她说：“这张车票让我明白，伟大始于平凡。”
近年来，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各地纪念馆、博物馆不断上演。在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公布的首批453家“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中，有不少标志性纪念场馆，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交大西迁博物馆等。作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的重要阵地，纪念馆、博物馆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家育人体系。
在纪念馆，具体而直接的爱与为祖国的大爱交织
将思政课堂“搬”进历史现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晓莉坚持了近10年。每年，她都会带着一批批学生走进兰州战役纪念馆。
在兰州战役纪念馆，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黄玉涵在一枚陈列在展架上的手榴弹前驻足观看，这是来自沈家岭战场上的文物，严重变形，弹体表面覆盖着红褐色的铁锈，坑洼不平。弹壳的一小块残缺吸引了黄玉涵的注意，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是这一处小小的细节让她觉得，即便这枚手榴弹已失去了昔日的威力，仍能让人感受到那场战争的残酷。
“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战士们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奋力将手榴弹投向敌人，弹片划破他们的肌肤，该有多疼啊。”黄玉涵说。
作为甘肃省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兰州战役纪念馆首任馆长瓮志义明显感觉到，纪念馆里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红色研学团在节假日络绎不绝。此外，馆校协同创新构建的“大思政课”育人体系正突破传统单一模式，呈现出覆盖广泛、形态多样、发展蓬勃的新态势。
2024年10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运用革命文物资源赋能学校思政课建设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强“大思政课”的创新开发，指导革命旧址、场馆与大中小学建立结对共建机制，示范开发高水平、特色化的“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革命文物主题游径里的思政课”。
放眼全国，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纪念馆正通过馆校协同的紧密合作方式，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香山革命纪念馆打造了“赶考路上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与北京当地10所高校完成战略签约，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传承红色基因 纪念革命先辈”仪式教学特色服务，通过参观主题展、重温入党誓词、向志愿军先辈敬献花篮、听专题党课等方式，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开展思政教育；西柏坡纪念馆在宣讲的基础上，创编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等舞台剧，借助歌舞、情景表演讲述等形式，带领青少年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将思政课搬到纪念馆，要讲好哪些“大道理”？选择哪些文物和故事作为载体开展教学？
对此，李晓莉有着自己的理解。“在纪念馆里，‘大道理’往往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蕴含着真实且感人的‘人性化叙事’。”她记得，兰州战役纪念馆讲解员会通过一件绣有“在奋斗中去求真理”字样的枕套，向大家讲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2兵团4军11师31团团长王学礼的爱情故事。王学礼在出征前，为了给即将临产的妻子苏维仁留个纪念，悄悄将一件御寒毛毯留给她。在兰州作战期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兰州马上就要解放了，到时候孩子也出生了，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最幸福的人。然而，王学礼却没能看到那一天。兰州战役中，就在即将胜利的最后时刻，敌军一颗炮弹突然在王学礼身边爆炸，一块巴掌大的弹片穿透了他的腰部，这位英勇善战的年轻团长光荣牺牲，年仅32岁。
“这种具体直接的爱与为祖国的大爱交织，就是一种典型的情感表达，很容易让在场的学生理解‘牺牲’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个小家庭的破碎才换来的和平。”再次提及这段经历时，李晓莉仍有些哽咽，她感慨地说：“这个故事在我心中久久回响，相信它也会深深地烙在学生们的心中。”
一把打开抽象理论、宏大叙事的钥匙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靳小勇负责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门面向本科生的必修课，重点讲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把极度贫穷落后的中国逐步改变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因此与纪念馆、博物馆所承载的红色记忆高度契合。
在讲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时，靳小勇曾带着学生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参观。彼时，馆内正举办“我要去延安——抗战时期爱国青年的时代抉择”专题展览，再现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万千青年放弃优渥生活，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奔赴延安、努力抗日救国的历史。在体验环节，靳小勇发现，竟有不少学生自愿报名扮演20世纪30年代的爱国青年。面对“赴延”前的抉择与考验，有人振臂高呼，有人潸然泪下。
靳小勇说，这是任何理论课堂都无法复制的一种生命体验。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贾淑品在中共一大会址授课时，也目睹过类似转变。她回忆说，学生们置身于复原的中共一大会议场景中，会反复近距离观察、感受。她本以为会被学生忽略的日常细节——洗得发白的蓝布、样式不一的椅子、修补过的椅腿，都被学生们用手机拍下了特写镜头。
对大学生来说，这些文物更像一把打开抽象理论、宏大叙事的钥匙。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沈欣怡向记者描述了她在中共一大会址，看到一件打满补丁的粗布长衫时的触动。“那件长衫的前襟、袖口和肘部，密密麻麻缀满了各种形状的补丁，其中肘部的补丁被磨得光滑发亮，显然是主人年复一年伏案疾书的印记。”这是1922年一位上海地下党员的日常着装。沈欣怡说，那一刻，她对“革命者生活清贫”的描述有了具象化理解。
站在那幅巨大的《星火》油画前，张盼来近距离感受到了“开天辟地”几个字背后的伟大。看到画面中央被光束照亮的南湖红船，张盼来说：“百年前，无数青年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在风雨中憧憬未来，他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巨大的勇气探索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正是这种精神和信念，支撑着中国人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历史时期，迎来了今天的繁荣和发展。”
在交大西迁博物馆，雷霁雯常常会讲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已故教授金精的故事。1956年，金精举家从上海迁往西安，当时已80多岁高龄的奶奶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人是宝，人是活宝！一起去西安！”
每次念出这句充满泥土气息却又无比刚毅的言语时，雷霁雯便又多了一份坚定。“当年的处境是那样艰难，整个西迁队伍却无一人退缩，这实实在在改变了我对‘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解。”如今，她已累计在交大西迁博物馆开展了300多次讲解。
从“一次性感动”到“信仰扎根”
当“一次性感动”褪去，如何让纪念馆体验转化为持久的价值认同？
近些年，兰州战役纪念馆为大中小学生设置了“双师教学”模式，在瓮志义看来，这是弥合“情感叙事”与“理论深度”的最佳方式。
兰州战役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铁桥保卫战”，被提炼为“铁桥精神”。纪念馆讲解员负责向学生们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凭借合理指挥、合力作战，战士们靠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敢打敢拼的气势，最终胜利夺取铁桥的史实。思政课教师则负责引导学生思考新时代的人生抉择，如面对科研困境时，要学会像“铁桥保卫战”中一样，“合理布局力量，形成能力的最优化布局”；选择基层就业，则要学习那种“敢打硬拼”的精神。
目前，各地纪念馆根据其资源特色，被划分为多个专题，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
在靳小勇看来，这种分类有助于高校思政课教师根据不同课程模块和教学目标，精准选择和对接实践教学资源。不过，他告诉记者，就现阶段来看，要让这些参观实践真正产生“认知、情感、行动”三重递进的教学效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贾淑品则表示，学生如果没有建立起宏观框架和理论积淀，感动就只能停留在“这屋子真小”“他们很伟大”等浅层印象，体验和效果会大打折扣。
如何避免“打卡式”参观？贾淑品和靳小勇均强调了课前理论知识准备、现场教学强化英雄叙事，以及课后反馈追踪的重要性。比如，靳小勇会在课堂上先厘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脉络，再带学生走进西安事变纪念馆；贾淑品则会在带学生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前，提前布置研读建党背景资料的任务。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常鼓励学生成为故事的讲述者。这些年，他带领学生多次前往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国歌展示馆等地开展“行走的思政课”。他发现，学生从“被动听”转变为“主动讲”的深度体验，更容易触发青年一代对个人价值和时代使命的思考。比如，有的学生会组建音乐团队，专程探访上海市聂耳音乐广场，为游客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灯火里的中国》，展现时代变迁；有的学生则会主动走进社区，为中小学生讲述南湖红船的故事，带领小朋友们画下“追光的人”。
深受兰州战役纪念馆触动的黄玉涵也报名参加了大学生讲思政课活动。她以《回望那场战役那些英烈们的力量》为题向更多青年学生、社区居民讲述兰州战役的故事。黄玉涵说：“我不再满足于自己知道这些故事，还想让更多人懂得。”
随着越来越多学生走进纪念馆，如何让这堂家国情怀必修课走得更深更远？放眼未来，靳小勇建议，工作重点可以从挂牌建设转向内涵提升和效能评估。高校和纪念馆还需共同加快研制科学、细化的考核标准，例如追踪文物故事在思政教学中的引用频次、评估学生参观前后的认知及行为变化等。
